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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農村商業銀行：黨史天天讀 |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提起浙江省的義烏市，可能很多人一下子就會想到是它聞名全球的小商品市場。其實，義烏還有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文化符號，那就是這里有個名為“分水塘”的小山村，曾走出一位黨史中的重要人物陳望道，人們所熟知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工作，就是他在重歸故園的一段時間里奮力完成的。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面對《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向大家講起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的故事，他說：“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這個紅色故事傳揚開去之后，每年都有不計其數的人們，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啟程，來到義烏，走進分水塘村，懷著崇高的敬意來尋訪陳望道故居，來體會“信仰的味道”，感受“真理的力量”。
從義烏市區出發，驅車大致循西北方向行進30多公里，就到了陳望道故居所在的小山村——分水塘村。“分水塘”這個山村的村名，系“因塘得名”。村邊那口水塘的水在匯聚成塘之后，又因循地勢，從東南、西北兩個方向分流而出了。由此，水塘因“分水”而得名“分水塘”，伴塘而居的小山村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喚作分水塘村了。在自然風貌上，如今的分水塘村早已不再是以往貧窮落后的小山村，而是憑借這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優勢，又經過多年持續的環境治理和綠化美化，變為山水相依、風景如畫的美麗鄉村。
沿著村里的石板路走不多遠，就來到一座粉墻黛瓦的院落門前，這就是聞名遐邇的陳望道故居。
故居規模不大，總占地面積400多平方米。整個建筑坐北朝南，是一座前廊式天井院結構的磚木建筑，整體上呈現為一種“凹”字形的布局：一進五大開間，左右各有兩間廂房，中間形成一個小天井，并以條石鋪地。故居建于清宣統元年（即1909年），雖已距今110多年，其間也偶有修繕，但整體保存完好，建筑里的一些木質雕刻十分精美，具有浙中民居的典型特點。
故居的大部分房間都設置為展室，墻上懸掛著大量的珍貴歷史和文字介紹資料，以陳望道的生平事跡為主題內容，分階段加以陳列，將其人生歷程形象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陳望道1891年出生在分水塘村，而后隨著求學、成長足跡的伸延，走向山外面更為廣闊的天地。29年后的1920年，陳望道已經有了數年赴日留學經歷，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進步思想并參與黨的創立，開始全身心投入各類進步社會活動，以期改造舊中國之國家社會命運。1920年2月，陳望道接到上海《星期評論》社約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任務，隨即重回闊別已久的故園，在分水塘村自己家里那一間簡陋卻僻靜的柴屋里，凝神靜思，筆耕不輟，于4月下旬順利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工作。當年8月，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將譯稿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首次刊行，引起強烈反響。此后又經多次再版重印，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促進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
陳望道故居里，還專門留出一個空間，安放了陳望道伏案疾書的塑像，將他當年“柴屋譯書”這個意蘊深厚的歷史場景加以定格和復原：粗糙簡陋的案幾上面，擺放著紙張、筆墨、油燈，還有盛有粽子和紅糖的飯碗。隨著講解員的故事敘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這個紅色典藏故事，便以一種直觀形象的方式，走入每一位來訪者的心田。時隔100多年后的今天，盡管參觀故居時面對和看到的僅僅是人物塑像和復原場景，但我們依然能夠憑借這種真切的場景感知、感受到陳望道當時那種蘊藏在凝神思索和奮筆疾書身影背后，意圖改造國民、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的發自內心的美好理想與真誠渴望。《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雖然誕生于小山村一間柴屋昏暗的燈光下，但以其奪目的光芒、真理的力量，照亮了早期共產黨人的心路歷程，進而指明了整個中國的發展前景。
在陳望道故居探尋望道先生的人生足跡，我們還會留意到他所取得的卓越的、富于開創性的學術貢獻。留學日本期間，他在潛心研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逐漸確立起自己的學術志向，將“以中國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作為自己的專業。他深切地意識到，語言文字的使用，關乎能否正確地表達思想，這對于啟蒙運動和思想解放而言，是極端重要的。為此，他把研究和解決中國社會的語文問題，當作自己的一種歷史責任，期待通過語文改革來實現語文現代化。早在1920年，他就已著手撰寫教學講義，在復旦大學的講臺上開授修辭課。經過10多年的不懈努力，得以把修辭教學講稿著述為《修辭學發凡》一書，于1932年出版。該書刊行后，茅盾先生第一個向他表示祝賀。學界普遍認為，陳望道先生的這部力作，推動了中國傳統修辭學向現代修辭學的轉變，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和開拓了路向”。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更是數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國語文的研究，殫精竭慮，勤勉治學，取得了多方面的學術成就，為現代中國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陳望道是早期努力把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運用于學術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和學問人生中所秉持的治學理念和所運用的治學方法，至今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指向意義。在這個問題上，陳望道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要把問題探究清楚，就“應該屁股坐在中國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東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國要東西。這也就是說立場要站穩，方法上要能網羅古今中外”。他的學術成就的取得，正是堅持運用這種“古今中外法”的直接體現。
走出故居，結束尋訪，再次行走在來時的那條石板路上，我的腦海里倏忽閃現出一個特別的畫面：也許，陳望道先生當年，就是沿著青石板下面那條蜿蜒泥濘的山村小道，堅毅前行，走向山外的全新世界；而今天的石板路上，則又留下了身為紅色信仰尋訪者的一撥又一撥的“我們”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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